RCI | 中文 : 加中建交50周年

欢迎阅读以及收听我们的系列专访合集：加中建交五十年 从今天开始，加广中文台推出特别系列节目“加中建交五十年”，将会采访五位加拿大政治、学术、外交、媒体领域熟悉中国事务的人士，梳理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五十年的历史，介绍加拿大对中国从友善、期待，到茫然、失望，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专访“加中关系活的编年史” 傅尧乐：从理想到现实 （18’06”） https://www.rcinet.ca/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0/12/1202-frolic-mixed-final.mp3 1965年，加拿大学者、外交官傅尧乐（Bernie Frolic）第一次前往中国考察，到去年11月最近一次到访中国  - 他前后60次访问中国，被称为“加中外交关系活着的编年史”。 目前，年过八旬的他正在撰写一部书，主题正是加中关系五十年。 第一次中国之行：见识不一样的共产主义 1965年，傅尧乐正在莫斯科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主题就是研究苏联的共产主义。他那是对中国充满好奇，希望看看中国的共产主义与俄国有什么不同。于是，他前往中国，待了一个月。他的第一感受是，与俄国相比，中国更加贫困，但也更加不同。 从此他作为外交官和学者，与中国的半个多世纪缘分开始，尽管此前“他并没有计划要把中国作为终身的研究对象”。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为什么中国文化看上去如此不同？中国将如何对世界开放？会如何发展？这些都是他想了解的问题。 2016年9月，傅尧乐教授（左）、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以及SEEC-ABMP项目负责人He Jinsong。（PMO) 加中建交过程曲折：关于台湾问题表述意义重大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1968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皮埃尔特鲁多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两年非常艰难的谈判，于1970年10月正式签署了建交公告 —— 这比尼克松访华还早了两年。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在正式建交之前，加拿大曾四次尝试与中国联系，试图建立外交关系或是设立贸易办公室，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刻，加拿大退缩了。可能因为加拿大那个时候不在意中国，也可能是因为美国从中做梗 —— 正是冷战高峰期，西方的共识是不与共产国家合作。 傅尧乐介绍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大约是双方在20月内谈判了21次，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台湾。谈判中，中国坚持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加拿大要承认这一点。 加拿大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加拿大始终没有承认过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只是在双方的公报中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他认为，加中在这个立场上都有让步。 傅尧乐的分析是，中国当时也有自己的麻烦，就是与前苏联交恶，因此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但又不愿意放弃对台湾的主权。 而加拿大处理台湾问题的新方式非常重要，此后被十几个西方国家仿效。最终，美国也承认了一个中国，与中国建交。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1973年，他与邓小平在会面。CP/PETER BREGG “小麦外交”与“兵乓外交”的不同 六零年代初，中国因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开始，而世界主要国家都对中国实施了禁运。 在向中国出口小麦这件事情上，加拿大当时的农业部长汉密尔顿以及进步保守党总理迪芬贝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记载，1960年，中方以6000万美金从加拿大购买了76.2万吨小麦和32.7万吨大卖。之后，加拿大政府继续向中国出售小麦。在当时，这些粮食挽救了许多中国处于饥饿状态的民众。 傅尧乐教授介绍说，六零年代初，主流加拿大人反对与中国建交。自从向中国出售小麦之后，到了六零年代中期，主流民意也开始转变，认为既然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外交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向中国出售小麦是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是推动了两国正式建交。 当时，也有很多人辩解说，加拿大与苏联就有外交关系 —— 冷战期间，苏联肯定不是对加拿大友好的政权 —— 那为什么不能与中国建交呢？ 而美国当时试图控制中国也遇到了很多麻烦。美国正在输掉越战，时任总统尼克松意识到，必须改变对中国政策，尤其当时中国可能已经不再是俄国的盟友，那么为什么不来打打“中国牌”呢？ 于是，兵乓球成为了外交的手段，那是在1971年 —— 第二年，尼克松前往中国，这令美国向中国开放，是美国外交的一部分。 关键人物：皮埃尔·特鲁多 加中建交过程当中，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1919~2000)绝对是位关键人物。 左一是皮埃尔·特鲁多。 老特鲁多是加拿大第15任总理，分别在1968年到1979年，以及1980年至1984年担任加拿大总理，执政近16年。1960年，在没有进入政坛之前，年轻的皮埃尔·特鲁多曾与友人前往中国旅行，并写下了《红色中国两个天真汉》。他是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总理，与卡斯特罗、吉米卡特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1970年，他领导下的加拿大早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在1973年成为首次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 傅尧乐后来曾多次采访过特鲁多：“我曾问过特鲁多，为什么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时候让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了，你不能孤立中国，对世界来说，中国太大太重要了，要让中国加入外面的世界 —— 尤其是当时中国已经脱离了前苏联领导下的东方集团。 傅尧乐认为，老特鲁多对贸易交易没多大兴趣，他纯粹是希望中国加入外面的世界。 而老特鲁多或许没有想到，50年之后，自己的儿子在加中关系上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困境，只有历史能够做出描述，他们父子俩在对待中国上会有什么不同？ “文革”高峰中的北京外交官生涯 傅尧乐博士毕业之后，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中文，也在香港住过一年，之后，进入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担任教授。 当时，加拿大政府认为，应该派遣懂得中文与中国的学者在外交部工作。于是，1974年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曾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加拿大外交官之一。 不过，傅尧乐介绍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在中国做外交官是非常困难的。政治氛围非常强烈，普遍反对外国人，专注阶级斗争，民众之间也在相互斗争，民众每天都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等。所以，外国人尤其是外交官行动受到限制，总是需要小心，对方也很小心，我们住在特定的地方，无法四处旅行。 他当时是与太太以及三个孩子一起居住在北京，孩子们在中文学校读书，但是，的确是非常困难。 他说，无论是对于外国人还是中国民众，后者忍受了很多苦难，文化大革命不是个好的时代。 在他的新作中，傅尧乐提到，等到八零年代，他再次前往中国，惊觉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邓小平的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突然的转变，人们变得温暖了，开始相互说话了。 他是后来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才开始在中国各地旅行的。 回忆起在北京当外交官的岁月，唯一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时候，加拿大与中国已经有互派留学生了。当时在北京大学等学习的加拿大学生大约有二十位，包括后来成为《环球邮报》驻华记者的黄明珍（Jan Wong)，对黄明珍的专访我们会在稍后播出。 傅尧乐负责和他们的联络，关注他们的生活学习。而且，每个月，他要提着一袋子人民币前往学校，给加拿大学生分发生活费用 —— 加中关于留学生的协议是，对方的学校负责学费住宿，而政府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 那时候，没有其他方式汇款，只能用现金，而且都是10块面值的票子 —— 中国还没有大面额纸币。所以，傅尧乐要背着袋子去送钱。 当时，每个加拿大留学生每月生活费是300块 —— 对中国普通工薪阶层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大数目了。可以做参考的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工程师，工资水准大约在每个月40块人民币左右。 “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 傅尧乐教授的印象中，八零年代是个美好的时代，也是加中关系最好的时期。直到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切都改变了。加拿大政府对中国政府镇压学生抗议非常愤怒，并对中国实施了制裁。 中加双方都对对方感到不满，中国对加拿大的批评、制裁非常气愤。而加拿大则认为，我们一直期待中国在人权方面做出改善，结果他们却向学生和抗议者开枪。 他认为，加中关系自那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八零年代的样子。 总体上说，加中关系的前二十年还是不错的，但“天安门事件”导致关系恶化。 两千年之后，两国关系似乎有所恢复，但到了哈珀时代，加拿大对华政策又开始转淡。 孟晚舟事件成为加中关系的转折点。(CP/Jonathan Hayward) “不要试图改变中国” 傅尧乐引用一位作家的说法：“你不可能改变中国，当年的传教士没有改变中国，近些年的人权民主理念没有改变中国。你不可能从外面改变中国”。 加拿大的重点应该是，那么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可以是贸易，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 比如学生、移民、旅行者，但不要指望你站在外面，来改变中国。 此外，傅尧乐认为，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加拿大如何适应这一点？中国对待加拿大的方式，就向美国在川普时期对待加拿大一样。 不过，他也承认，最近这两年，加中关系将至了冰点 —— 应该说比“天安门事件”之后还糟糕，可以说是建交以来最糟糕的。其实，加中关系早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前，已经有不可弥合的分歧，比如2017年，特鲁多曾前往中国...